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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泉乡卫生院的博客

视人民为父母,待病人如亲人。 以我真心,细心,耐心,换你放心,安心,舒心!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歹徒面前,群体成待宰的羊群  

2013-08-29 09:25:5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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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阳的公交凶杀案发生后,一人砍(捅、扎)死3人、伤12人(其中5人为没有脱离生命危险的重伤)的结果让不少人愕然——歹徒拿的是刀又不是枪,为何有这么大的杀伤力?

因为死亡的3人是未成年人,所以有人解释说,肯定是因为车上老幼、妇女居多。但事后的监控录像和人员统计都显示,车上的33名乘客中,青壮年很多,甚至有10位在工地干活的壮劳力,且10人是工友。

反观歹徒,其身材瘦小,且据车上乘客描述,其没有什么特别的“杀人技能”,就是一通乱砍乱捅。]


逃——成为案发后群体的核心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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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发后,公交车停在一个超市外面的街道上,附近的监控摄像头拍下了车外的全部情形和车内的部分情形,再加上多名乘客的回忆描述,我们大致可以还原整个过程:

这是一辆普通结构的公交车,两边有座位,中间是带拉手的站立区,行凶的男子周江波上车后坐在靠近前车门的座位上。周江波坐了不久后突然起身抢夺司机的方向盘,司机护住方向盘并停车,周江波遂掏出一把约一尺长的刀砍伤司机右肩。然后周转身冲着前排乘客乱砍,车里顿时乱成一团,所有人都在试图逃走,离车门近的往车门挤、离窗户近的在砸窗开窗、离歹徒近的在跑远、离后排近的人往地上趴。据司机介绍,他停车后就按了开门按钮,但从视频看,前门开了,后门也许是被逃跑的人顶住了没有打开。后门没打开,成为人们没有及时逃走的关键因素。

在周江波乱砍的时候,8个人从前门逃出,3个人从后窗跳出。此时,后门也被推开一条缝。而车停下后,一位街边的赤膊男子就跑过来察看,这位男子没搞清楚状况,但看到后门推开了缝有人想出来,就去帮忙,于是有几个人从后门逃了出来。但周江波也跟着从后门跳了出来,并守在后门再砍。赤膊男子和其他逃出来的人一看这情况掉头急逃。

之后,周江波打算再从后门上去行凶,后门的一个人把那几位工友带的铺盖卷踢向周江波,把周江波逼退一次,于是周江波转身又从前门上车,直奔驾驶座,试图发车开走。这个功夫车上余下的人纷纷从后门逃出。周江波看发不着车,也从前门下车逃走。行凶过程结束。

在周江波发车的时候,一位先前逃走的乘客折回来挡在后门的逃生路线上试图再上车,在他延误了别人的逃生后,终于登上车取下了自己的包再逃走。然而有人有勇气再上车取包,却无人有勇气再上车抢救伤者和制止歹徒。当周江波发车的时候,摄像头监控范围内只有孤零零的车,车周围空无一人。


也是“逃”,让群体成为待宰的羊群

如果算上踢铺盖那个动作,行凶过程中只有两次反抗。另一次是周江波砍杀到后排时,后排的乘客王金平踢了周一脚,不过王金平也承认,自己踢这一脚是因为无处可躲,只能反击。不过就是这被迫踢出的一脚,也让周江波“看到有人反抗,有点害怕就掉头回去了”。而那个踢铺盖的动作,直接让周江波停止行凶阶段转向逃走阶段。

如果在行凶开始时,就能有一点这种反抗,哪怕是一声喝止,结局或许也会不同。然而没有如果,现实就是所有的人都试图躲避,反而让自己成为绝对的弱者,将自己的生命交到歹徒手里,让对方予取予求。


“竟无一人是男儿”是怎么发生的
从“个体理性”出发,每个人都不愿“当男儿”
歹徒面前,群体成待宰的羊群 - 万泉乡卫生院 - 万泉乡卫生院的博客歹徒身材瘦小,却能予取予求

公交车上的乘客有两种选择。一种是主动反抗,但这会把自己置于直面歹徒的境地,风险太大。另一种是逃避,这样做理由很多——“一车的人,该不会就砍到我头上吧”;“我往前跑两步,就能下车脱离险境呢”;“我趴在地上装死,说不定就能混过去呢”;“会有人站出来阻止他吧”……

两种选择一对比,后一种似乎是更“理性”的选择。以本案为例,若不反抗,受伤的概率不到50%,甚至可以像那个折返回去拿包的人一样,做到人财两不耽误;反抗,受伤的概率不好说,但对于现场的人,心理上肯定感觉概率会很高。于是选择不反抗更“理性”。

这样的分析,也可以解释类似的问题——如“几百个纳粹士兵为何就能控制几万俘虏”、“大饥荒时人们为何宁愿饿死也不去打开粮仓”。


然而每个人都不愿“当男儿”,严重违背“群体理性”

每个人为了那50%的逃生机会而躲避,结果就是群体要损失一半;而如果有人“不理性”的选择反抗,则群体受损就会降低很多。可见,“个体理性”和“群体理性”之间是有矛盾的。


避免群体悲剧,需要法定职责和呼唤“男儿”
法定职责:乘客可以退,公交工作人员应该上

案发的公交车上有司机和售票员,他们理应比普通乘客承担更多的责任。乘客可以乱,他们不能乱(指挥责任);乘客可以退,他们应该上(对抗责任)。

当然,“应该上”和“必须上”之间还是有很长的距离的,工作人员的对抗责任要明确到哪个刻度?是必须殊死搏斗?还是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尽力而为?这需要讨论。但毫无疑问的是,即便工作人员有低程度的对抗责任,也可能对阻止伤害起到很大的作用。以本案为例,周江波在前一天与领居冲突,伤害3人(无人死亡)。但周以为自己已经杀了人,想着反正自己要死,就在死前“想办点事”(周的供述)。在喝酒之后周上了公交车,坐立不安一会儿后,开始去抢方向盘。周的行凶应该属于那种冲动型的行凶,遇弱则强,遇强则弱。如果工作人员能有一个低程度的对抗,或许就能打击歹徒的气焰、鼓舞其他乘客的斗志。


歹徒面前,群体成待宰的羊群 - 万泉乡卫生院 - 万泉乡卫生院的博客案发的公交车
这个社会仍需要“男儿”

我们的社会曾一度倡导个人英雄,但是那种强求人当英雄的风气,造成了假大空泛滥。到了90年代初,反其道行之的“躲避崇高”甚至“嘲笑崇高”又兴起,再加之一些所谓“睁眼看世界”的人传入了“国外遇到突发状况不提倡个人英雄”的说法,可能导致了今天“男儿”的作用被看低。

但是我们这样一个社会,真的不需要“男儿”吗?安阳公交凶杀案就是一个鲜活的反面例证。

其实古今中外,那些从群体悲剧走向群体获益的过程,也是一个“男儿”彰显气概的过程。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民主政体诞生于英国,就与英国富有一批甘愿“拆下肋骨当火把”的清教徒关系很大。


结语
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去指责逃避的人,换成我们自己在车里,也未必会做得更好。但坏人的强悍,是被好人的软弱放大的,这也是事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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